A公司是2009年在东部某市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，主要经营船舶入级检验、船用产品检验等。2009年，A公司与境外母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框架合同（主要 包括系统使用、检验、技术人员培训等多个项目），合同金额不定，期限不定，收款发票只列明服务费，未列明具体项目。此后每年，该公司都在此合同服务项目下 对外支付服务费且金大，仅2010、2011两年间，就向境外母公司支付了2.4亿元人民币。该公司在支付这些巨额款项时一直未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。这引起了税务机关的注意。 

根据A公司提供的相关年度同期资料显示，其对外支付的服务费并非纯境外劳务，其中还包含特许权使用费项目，而这些项目应从服务费中剥离出来重新计算，在中国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。 

然而，该公司的负责人却坚称，母公司在境外为其提供服务，且在中国不构成常设机构，所以不需要在中国申报纳税。国内目前的征管手段无法核实该企业所称情况的 真实性，虽然税务人员多次上门调查取证，但企业拒不配合提供母公司的相关证据材料，调查陷入僵持状态。在此情况下，税务机关决定启动国际 税收情报交换调查程序，就该公司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和相关支付费用的性质等情况，向境外税务机关发出专项情报请求。 

2013年1月，税务机关收到了相关境外主管税务当局寄来的回复资料。从这些资料中，证实了A公司与母公司曾签订了一份主协议以及基于主协 议的三份明细协议，其中两个明细协议的劳务发生地在中国。调查人员在仔细分析资料、核对数据后，对合同明细表中的项目及支付金额进行了测算，对支付项目逐 个进行了判定，对合同中劳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项目进行了划分。随后，税务机关对A公司进行了新一轮调查约谈，在事实与证据面前，企业方面态度明显转变，积 极配合调查取证。 

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与核对，A公司承认了逃税的事实。截至2013年2月，共计补缴营业税369.25万元，增值税605.74万元，城建税及附加126.75万元，企业所得税909.68万元，合计共补缴税费2 011.42万元。